人急躁时，本性便显露出来。兰世立开始流露出抱怨之情，说要将东星航空总部搬离武汉。2008年上半年，兰宣布旗下楼盘售价降低近30%，并在央视采访时说要将武汉房价拉下马，这不仅得罪了同行，也惹恼了武汉官员。据报道，兰曾以每人每天100元的报酬操控旗下旅游学校上百学生身穿军训服，围堵武汉交委3天。这事能做嘛？法轮功的作派嘛。

2008年5月，东星航空因欠缴民航基金，被停飞武汉至深圳等航线，要债人蜂拥而至。武汉市交委出马主持东星航空与国航的谈判。兰世立想保留东星航空10%的股份，但国航要100%的股权，且收购价从最初的6亿元降到1.6亿元。兰世立大怒，2009年3月13日，东星航空声明拒绝与国航合作。之后，兰世立在珠海机场被警方控制，监视居住。

8月26日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树倒猢狲散，爹死娘嫁人。嫁人都没人要，11月16日首次东星航空资产拍卖会，参考价2900万元，但无人问津流拍。11月30日再拍，参考价降两成，国航以2312万元的底价拍下，像捡垃圾。至此，特为东星航空而生的国航湖北分公司，几乎接管了东星航空的全部资产和飞行员。

据称，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资不抵债。这5亿是个多大的数目？2009年底，国航燃油套期保值损失为68亿元人民币，东航的这项损失也达到62亿元，业内预计三大航2008年亏损额将超百亿。客气了，实际上，仅东航一家去年就亏损140亿元。虽然东航背负着700亿元负债，但东航总经理刘绍勇依然登上“2008央视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台。东航的亏损不能怪刘绍勇，他是不久前从南航调过来的。

亏损不怕，政府自会定夺。年初，东航获70亿元政府补贴，南航分得30亿元，国航的版本更多。“我们的股东是国资委，政府不注资卖给外国人怎么办，几万员工谁管？”甚至，海航——国有股只有百分之几，但也得到地方政府5亿元的赞助。

兰世立不要惦记央企三大航的幸福生活了，惦记也是瞎惦记。在贸然闯入民航业3年后，兰世立的商路戛然而止，他或许会后悔，当初怎么就认定自己一定是鹰呢？天高任鸟飞，那是理想，但对麻雀来说，天空是有玻璃天花板的，没看清楚就往里飞，撞坏麻雀不足奇。

没看清楚就往里跳的还有陕北油田。陕北油田乱局始于1990年，曾在陕北延长油矿担任领导后高升的一位首长指示，“各县发一台钻机，叫老百姓打井采油，用最低的成本拿出更多的油，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各县纷纷出红头文件，出优惠政策，树招商大旗，果然资金滚滚而来。据说，陕北涉油15个县，有民营开发公司近千家，有近万个自然人股东，涉油个人超过10万人。

一放就乱，这在陕北又一次体现出来，总结起来有三点：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污染环境恶化生态，私自外销原油造成税费外流。2002年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整顿，但油老板们不干了，律师来了，集团诉讼，原告达数百人，涉案金额数十个亿，陕西省政府将面临全国最大的民告官案——县里的红头文件是个屁吗？

这么大的乱子是怎么来的？——先是首长有了想法，但首长是否有权力把个人想法变成政策？这个决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受不受法律约束？而对于发红头文件的县政府来说，他们是否怀疑过首长的权力？是否在发文之初就打算负起保证政府信誉的责任？当石油乱局出现，是按市场规则赎买还是命令大家“无条件配合”？如果条件谈不拢，是不是像野蛮拆迁一样打个鸡飞狗跳？——领导是否有这个权力？

2009年的山西煤炭改革，又一次重复了陕北油田乱局。

  杨绛的大白话震撼人心　官员超级蔑视公众智商

2007年4月2日，年收入超过12万以上的成功或不成功人士自行纳税申报的大限到了。

在这个日子之前，拧把的日子忐忑着。报，还是不报？逃，如何逃？从法理上讲，如果申报了个税但又不能保证申报的真实性，其后果可能比不申报更严重。因为不申报还可以补报，补报的代价不大，而申报造假将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

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11月才发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要求申报2006年一年的收入。有单位的，可以提供一年的薪金收入和纳税账单，而“自行”申报的，谁能查清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多少笔银行存款到期？产生了多少利息？有多少零星稿费来了？挨着个儿地去报刊社找后账，某月某日某版的稿子可替咱缴了税？等等。直觉得国家税务总局是不是搞错了，是要求大家申报2007年的收入吧？不会这么不体谅公民吧？

超12万自行申报当然是为今后征税作准备，对此还有很多话题，诸如财政收支预算的审议和公开，行政成本和浪费，公务员申报收入，每年税外收费万亿，纳税成本居高不下，纳税人家庭赡养成本，等等。除去这些有技术含量的话题，还有一个朴素的然而更为宏大的感受，就是，政府收税是越多越好吗？对公民、对社会、进而对政府，是好事还是坏事？

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而是一个文学家老太太杨绛。

2004年12月，杨绛写文章，大白话，震撼人心：“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老百姓存钱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与民争利呢？唉，现在的事情呀。我自己倒是不在乎的，反正我穿得很随便，吃得也很随便，花不了几个钱，稿费还没有发就捐掉了。但老百姓太苦了。”

网店是再小不过的小企业了，朝不保夕，像老农在路边摆摊卖大白菜一样，但北京市给当地电子商务下了驱逐令。2008年8月1日，北京市在全国首先正式实施“网店办照”政策，办了照就要交税。顿时，国内B2C网站的店主开始惊慌，很多网店都开始“血本甩卖”。只是，一些网店主到工商局办理登记时，却有工作人员不懂该如何操作，甚至还要求提供营业场所。

到2010年，官员终于明白，与民如此计较这等小利实在惭愧，遂废了“网店办照”政策。

在2008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前首富张茵委员因提出取消新《劳动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进口环保设备免税三项议案而广遭“板砖”。其中另一位政协委员的说词颇严厉：你（指张茵）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张茵又极力说明自己是从更多人的利益考虑的，不能把富人都赶跑了。

其实张茵应该再勇敢点，就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又怎么了？现代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组合体，“世界是平的”，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替股市说话，也是替炒股的出租车司机说话。能代表一部分人说话，总比谁也不代表，徒有大而无当的空论有用。社会格局就是在这种互相争议、互相制衡、互相博弈中完成的，好比价格的发现，好比舆论的形成，是“对冲”出来的。人大政协两会应该是反映中国社会动态的最大的晴雨表，应该是公开程度最大的诉求平台。能在两会上发表意见，甚至争吵，总比私下里使坏，或到大街上胡闹要好。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有自己的看法——数据证明，在致富路上，官民并不是相同的速度：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胀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年均增长10.2%。12年间，政府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增加1.6倍，农民增加1.2倍。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2007年财政收入是5.13万亿元。不过，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了一些较为吓人的数据：2007年政府税收是4.8万亿元，另有1.2万亿元的卖地收入，1.6万亿元的收费罚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和烟草税等，总数大约是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7年有3.9万亿元财政收入没有报告全国人大，甚至财政部也不见得清楚这笔账。

可以想见，官员不认可这个说法。但准官方的说法终于出来了：2010年9月1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首份全国性政府账本《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显示，2009年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2.2%。1998年的上述比重为20.4%，2007年后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

不会有错吧？共和国成立60年了，刚有了第一个政府账本？正是。此前中国没有全口径的政府收入数字，即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缴费收入的总和。

中国全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有多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此前曾有一个数字：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3%，2008年为19.5%，2009年为20.1%，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嘛。2010年8月23日，财政部官方网站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此结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今天看来，贾康们的说法有点蔑视公众的智商，太玩弄常识了。中国政府有太多的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收入，显然远远不只20.1%这个比重。《报告》显示，2009年全年政府收入为10.8万亿元，而当年税收收入只有6.3万亿元。也就是说，有41.7%的收入是非税收收入被贾康抹掉了。据报告，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大大高出财政部的说法。

除去财政收入增长快和非税收收入比重大以外，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也颇有烦言。《报告》透露，中国全口径财政社会性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目前只占GDP的10.57%，而发达国家1980年为20%。再进一步，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比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占比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

还有不明白的，各国行政管理支出是相同的口径吗？中秋了，中国官员能把发月饼的钱算进行政费里，美国可以吗？

唐福珍青山无柴烧自己　任靖玺南洋梦碎循他乡

在“200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成都自焚抗拆事件位列十大宪法事例之首。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居民胡昌明、唐福珍及亲属阻挠执法人员拆除自家房屋，相持近3小时，唐福珍自焚。11月29日夜，唐福珍经抢救无效去世。唐福珍自焚的照片在网络广为传播。看看吧，穿着睡衣的唐福珍站在楼顶，寂静中，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边是升腾的浓烟……这景象，当如何描述？有教师组织高中生讨论唐福珍事件，一学生用了这样令人心悸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这还是个孩子呀，小小年纪竟已心灰如此！看此标题，余言皆废！

姜明安是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底他率北大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座谈会讨论拆迁制度，并表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废除。

在中国司法界，北大法律77级有“黄埔一期”之称。在那里，至少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再一就是姜明安，后者刚刚著名起来。现今，姜明安等学者挑战的是国务院法制办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此时李克强正任职国务院，虽然此《条例》是在李克强任职前制定的，但仍然形成了现时的对峙——昔日的同班同学，今日的“对手”。

学者们奋起要修改甚或废止恶法，就像2003年孙志刚事件，由此废了执行了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办法》。然而，几近一年之后，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未出来，盖因为这背后利益太多。

2009年春节过后，北京有上万名农二代突然失学，孩子们从春节的嬉闹疯玩中转过神来，来到学校，却见教室被砸烂了，柳树被砍倒了，狼烟满目瓦砾遍地——立马，孩子们没学上了！

文德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学校有200多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自各地农村，在北京城里干着最底层的活，装修、卖煎饼、开出租，或者捡垃圾。学校的设施当然好不到哪里，但在这里，这些家庭每月花200元的租金就能安一个家。在家庭地址栏中，许多孩子就写“奶西市场”。

校舍的租用合同是1月中旬被解除的，要收回学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村里要3天内腾退。这次腾退不是黑社会行为，真是有红头文件的。2009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文德学校就位于其中。于是，奶西村村民，这些当地的农民开始驱赶外来的农民，因为奶西村村民要城乡一体化了，这里的土地上要盖高楼了。

校长崔克忠肯定不是第一次被腾退了，他应该得到补偿，然后到更僻远的地方再办新校。但村委会说：“既然是和房东签的合同，去找房东吧。”拆迁办说：“我拆的是地上物，你们是办学机构，得找教委。”教委一句话就能封了你：“非法办学！”

打工子弟学校确实寒酸，拿不到办学证是正常的。但是，能拿到办学证的公办校能全部接收打工子弟吗？就是能接收，这些农村孩子上得起吗？实际上，政府是默许这些非法办学的，就像司法默认着僻远地区的事实婚姻。但忽然，原先这些不起眼的地块要变成“政府储备地”了，于是官员就变脸了，就要封学校了。

学校不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经营机构，更是耕耘人心的田地。中国高层正在推进中国城市化，要让农人变市民。但是，那些已经踏进城市半只脚的农人，却突然被城市化砸了个趔趄，并且，最受伤的是农二代，是这些未来的市民。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电影《锦衣卫》里有一句台词：尊严是谁给的？是我们自己。

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尊严，但许多公立学校却抢着戴民办学校的“绿帽子”。近七八年来，广州市出现了大量的公立名校办的“民校”，举办者几乎都是公立学校的工会。有学校打的招牌是解决广州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但一学年光学费就是5000元。而在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至少在法律上是这么说的。戴绿帽子的秘密就一个字：钱。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给公立学校们开了来钱的口子，但大家还是不满意，谁会讨厌钱呀。学校既不敢擅自扩大择校生的招生比例，花钱也不方便，尤其不能发福利发奖金，不高兴呀。穷则思变。于是，一些学校以办实验班的方式扩大择校生的招生，后来大家干脆将实验班改为民办的实验学校，这样既可规避择校生比例过高，又可把原来须纳入国家财政的择校费变成小团体可自由支配的款项，名正言顺。

公立学校变着法儿地往私立上靠，但民办教育却羡慕公家学校，比如任靖玺。

任靖玺曾是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老大。任靖玺说，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为山西督军的辉煌，而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我经历了官场和商场，对社会人生有些体悟，此生幸甚，善莫大焉！——办教育。

经过10年的挣扎，到2003年底，南洋教育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基础教育学校（含高中、初中、小学的15年一贯制）和2所高等学校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学校面积1800亩，校舍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资产评估价值13亿元，2001年南洋学生达到1.8万名，教职员工2600多名。

但此时，情形开始黯然。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当时大家很乐了一阵，以为熬出头了。但随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很快就巩固教育部门的权力，顷刻，《实施条例》废了《促进法》。接着，2003年又连续出台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这一收一放，将那些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

任靖玺终于撑不住了，他萌生退意。2003年12月，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教育集团，控股70%，任只保留了18%的股份。2004年7月，任将这18%的股份分给了南洋部分高管人员，退出南洋，移居新西兰。

任靖玺说：10年创办南洋，炼狱10年，身累，心苦，意冷！我的教育梦开始破碎。

2005年底，太原、济南、洛阳的南洋学校相继发生现金流中断和教育储备金偿付危机，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干预下，这些学校被关闭，整个南洋教育链条断裂，南洋教育由此崩溃。

南洋倒下的导火索是教育储备金，借了学生家长的钱。但公立学校是不怕借钱的。近10年来，国家花了上万亿来发展高等教育，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各高校也累积了2000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仅每年的利息就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

任靖玺引述了这样的说法：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集权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养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211工程”；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

在2009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显然，任靖玺是没有底气说这个话的。纳税人的钱，别人可以造，你不行。羡慕吧。

吴英非法集资诈骗达3.89亿元

唏嘘吴英命悬一线　幸运孙大午脱牢狱

另一个姓吴的却命悬一线。2009年12月18日下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法官说，在2005年5月到2007年2月期间，吴英非法集资7.7亿余元，实际集资诈骗3.8亿余元。而吴英的辩护律师说吴英无罪，属正常的民间借贷。吴英上诉。

集资诈骗罪最重要的判定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占有他人财物？有这个故意的人不少，但要成功得有本事，得有骗人的物件，以前那些著名的非法集资案，长城公司沈太福是高效节能电机，新兴公司邓斌是医疗物品（包括避孕套），红高粱是品牌和连锁店，亿霖公司是树木。

吴英有什么？横不能举着根草满街招呼吧？吴英的物件是一个局，付高息，做公司，炒期货，投资房地产。法官说，这是“给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检察官说，前期吴英光利息就还了1个多亿，起初她还是有归还借款意愿的。吴英说，钱肯定是要还的，如果不想还，为什么还要在东阳买了上亿元的固定资产，还不老早跑路？

这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差得远了，前者可能掉脑袋，后者最多判10年。有律师透露了一个“内部掌握”原则：如果挥霍数额超过集资总额的一半，则定集资诈骗，反之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官说，吴英挥霍无度。吴英也供认，不到两年时间内，她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高档娱乐消费也花了600万元。这使人想起另一个敢花钱的人。2009年7月15日，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被判处死缓二年，陈受贿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有媒体报道称，陈同海的挥霍是出了名的，每月公款花费达120万，平均每天4万元。对此陈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显然，陈同海比吴英气魄大。

在江浙一带，民间抬会历史悠久，央行温州支行甚至把民间融资利率作为检测对象，提供给决策部门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江浙民间为什么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前仆后继地玩非法集资？盖因为国有银行不带老板们玩，于是大家只好冒险自生自灭自发展。

也有那大把耍钱但却合理合法地的，比如股市大鳄吕梁。吕梁倒真是举着根草招呼着公众资金，他的明乐燕园公司经营苜蓿——一种喂牲口的植物。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据说最多时手握资金达54亿元之巨。不料吕的搭档朱焕良忽兀自抛股套现离去，这使中科创业在2000年底崩盘。

吕梁不慌，他既操纵了股价，事败又坦然跳出来自我辩护为善庄，末了还跑路了，至今生死不明。吕梁之所以如此坦然，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所为是违法犯罪——中科创业及它的前身公司的上市重组腾挪发展都是经过批准的嘛，自己操控资金的动作遍及大江南北，那都是在当局的明察之下的嘛，现代科技现代金融工具如此发达，想搞地下工作哪那么容易？而即便吕梁没有跑掉，被判有罪，吕也不会死，按当时《刑法》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最多判5年，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

早知如此，吴英何不到股市上合理合法地一搏？如今惨了，在法庭上，吴英转头向旁听席上的亲人点头致意，“你们多保重”。吴英的结局甚至不如那个世纪巨骗伯尔尼·麦道夫，这位前纳斯达克主席名下操控的资金曾达640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飞了，但这老头却可以在狱中度过余生，据说已得了癌。

到2010年10月，吴英的二审还没有开庭。吴英又长大了一岁，29岁。

7年前，孙大午也在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挣扎。孙大午是2003年7月5日被逮捕的。他的大午集团最辉煌的时候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司法部门是这样定性孙案的：1993年以来，大午集团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向内部及周边村镇群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现已初步查明，大午集团自1995年7月1日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

大午集团集资的对象主要是内部员工和附近乡镇的居民。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刘平说，我们真不知道集资是犯罪了，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从银行很难贷到款。

孙大午的辩护律师、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的朱久虎律师为孙大午作无罪辩护：从行为的目的上看，大午集团的借款行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没有挥霍浪费、吃喝嫖赌的动机，没有盲目投资、疏于管理从而使借款人产生危机的事实。从行为的对象、范围看，大午公司的借款行为主要限于与公司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工人和周围的乡亲，具有特定的范围，而不是针对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大众。从行为的结果看，大午公司的借款在大午公司的优化运作下，获得了很大的增值，带动了地方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朱律师讲得不错，但这三条沈太福也能讲得不错。沈太福1993年因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被处死刑，当时认定沈太福非法集资10个亿，涉及10万人。

沈太福可以这样讲：我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为伟大祖国强盛做贡献，而不是为了非法占用，也没有挥霍浪费吃喝嫖赌的动机(就是有这动机也不会明说，有这行动也不让你看见)，一般的请客吃饭那是为了事业发展，个人又能吃下多少?我也没有盲目投资而使集资人产生危机的事实——谁能认定集资人害怕了？另外，集资人虽然不都认识，但把钱送到长城公司来就是信任，就是缘份，不就认识了吗? 方圆十里是邻居，方园百里是同乡，方园千里是同胞，互联网把方园万里的老百姓都任命为地球村村民——哪个文件规定只能向十里之内的邻居借钱?邻居就不是一般社会大众？就不是公民?就必定是我长城公司的附庸?最后,长城公司集资当然要优化公司运作，我的高效节能电机将会获得很大增值，带动地方就业和其他产业发展，那不仅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干事业的必然结果，谁敢说我的高效节能电机就不能得到诺贝尔奖？谁敢说长城公司就不能成为中国的微软或GE？你有证据吗？你敢上法庭吗？……

开这么长长的一个玩笑，不是为沈太福喊冤，也不敢对孙大午不敬，而是以为律师的辩护太无力，太不专业，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实际上，司法机关对孙大午抓人放人都有能摆上桌面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就给了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于是法律条文失去了刚性，而夹杂进了太多的主观随意性，罪与非罪的界限，全在于执行者的意志和倾向，说你有罪就有罪，说你无罪就无罪。地方政府开明一点的，法不明理在，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财富增值出发，对于那些明显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更带有诸多歧义的法律条款应作出妥善的取舍，而另一些从管制中获取寻租机会的部门和官员，他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就从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便于裁制老百姓的需要出发。

由于有了司法操作的空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孙大午案的缘由便有了各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孙大午出事更深的原因是因为多年来他言语上不检点，行为上特立独行。平时，孙大午喜欢和学术界交流，不屑与政界人士往来，孙很清高，曾和地方上的税务局、土地局等多个部门有过官司和纠纷。另一方面，孙大午一直关注“三农”问题，他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直言现在农村有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在发展中受到很多限制。在一次与专家的座谈中，孙大午更是对银行进行了质疑，认为银行因为担心收不回款，现在根本不给农村放贷，如果银行光从农村吸收存款，而农村又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发展很成问题。不仅是农村问题，对国家体制、政治改革、军队制度、政府功能、毛泽东评价等都有说辞。

姑且听之。

9月10日，河北徐水县检察院提起的第一份公诉书中，大午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是1.5亿元，余额3500多万元。这3500多万中就有孙大午父母捡破烂积累的存款4000元。3天后，检察院撤诉。第二次起诉，涉罪金额就变成了1400多万元。虽然金额大大缩小，但控辩双方仍存在很大争议，关键在于，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以确定合法与非法的边界。

10月30日，孙大午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因违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活动，被法院处罚金30万元。

这是最好的结果，对控辩双方都给足了面子和实惠。那么，是谁救出了孙大午?据说，此事有高层介入。高层的介入，肯定是受公众舆论的影响，而地方党政司法内部的倾向肯定是相反的，肯定要让孙大午坐几年牢的。此时，法律的条文和解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重要的是站在什么层次上讲政治。

相比较，吴仁宝就很会将政治。淮阴华西村盖了一座高328米、74层、中国第8世界第15的大楼，吴仁宝给这座大楼取名“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这算个名字吗？当然——高举节约土地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旗，给官僚主义者看的。

吴仁宝不是个一般的村官，他一直很政治。在1975年到1981年间，吴是江阴县委书记兼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在196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华西村是全国闻名的样板大队。但一边高调学大寨，吴仁宝在却又干着自己的活儿。1969年吴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正烈呢，上面来检查的人刚走，我们转身就进了工厂，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

改革开放30年，如今华西村已形成了一个横跨钢铁、金属加工、纺织、化纤、地产、旅游、金融等行业的庞大控股公司。吴仁宝当了48年的华西村一把手，他既是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老板，这种政商重叠的战车所向披靡。

这些年华西村拿到最大的资本是土地，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陆续和周边13个行政村置换了土地，组成“大华西”。先前华西村只有0.96平方公里土地，如今增加到35平方公里，人口从原来的近两千人增加到3.5万人。以土地面积来算，大华西已经超过了澳门。靠近公路的一些村庄已建成商业楼盘，成为华西村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些小产权房不能办理房产证，但不影响挣钱。这比政府拆迁征地、土地招拍挂、开发商建房，容易多了，因为吴仁宝政商合一。

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美国工会隔洋拥抱

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报人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的工资雇佣、用最低的价格出卖、满足最低的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中国乒乓球包揽全部项目的冠亚军无疑是对生态圈最彻底的破坏，于是潜规则就变成了明规则：球拍限制、发球限制、小球变大球，而这些明规则还制约不了中国，于是决赛就有了蛮横规则：中国选手必须与外国人打决赛。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 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同一个世界，大家有不同的梦。但也有相同的诉求。

2010年7月20日到25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团访问了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的工会组织。中国人很自豪，是美国人请咱来的。从6月初开始，旧金山总工会就以“沟通两地事务，交换劳工权益的看法”为题，多次相约，终促成此行。

旧金山总工会提出要和广东工会组织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公司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旧金山总工会认定，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苹果公司的责任大于富士康，遂不断施压，末了苹果公司被迫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数据显示，富士康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落到员工头上，也确实是一笔钱。

此前，2008年广州市总工会访问洛杉矶时，当地港口工会亦提议，广州南沙港至洛杉矶港口已成为世界重要航运线，两港工会可以联手行动，如果船东对南沙港工人不好，洛杉矶工会可以采取手段联手呼应，反之亦然，让劳工“在世界海运离岸和到岸价中享有合理发言权”。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会要大发展，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还能天得到了响亮印证。

但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工会的，将来如果党和政府讨厌罢工，工会听谁的？

胡德平怒斥民企原罪　七大命脉玻璃天花板

2006年底，胡德平发了一通火：“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胡德平乃中国民企第一直接首长，话一出口就有分量。

细想惹出这话题也不无背景。过去的德隆案、顾雏军案自不必说，其后的上海社保案，其导火索便是民企福僖张荣坤。如果说每个贪官背后都有红颜祸水，每个案件中间也几乎都有民企妖孽。只是，是先有贪官还是先有祸水妖孽？或是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谁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只是私企有“肮脏的第一桶金”？为什么只是私企有原罪？

胡德平的话还是朴实的：你说改革开放当时就那么合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引进外资，就符合当时的《宪法》吗？这不是违反当时的法律吗？

有论者更进一步说道：与清算第一桶金相比，清算原罪的土壤似乎更显必要。反观当前，权力资本化现象以空前加速度蔓延。在这个土壤中，如果说某些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有原罪的话，其第二桶金、第三桶金似乎也不干净。这就值得追问，民企为什么不能清清白白地发家致富？

外资也难保清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案件近10年来一直在上升，期间中国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行贿手段也不仅是塞钱，如请官员出国考察、帮助客户子女在国外上学就业、待恩主退休后支付收益，等等，手段繁多娴熟。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罪土壤？当大家庆幸中国已经跨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闯物价关、进入国际经济循环诸多关口后，闷下心来细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良，许多最新锐的制度一嫁接过来就变了味，被融化掉了。

有一个现象令人惊心：1999年中国有个体户3160万户，到2004年只剩下2350万户，6年减少了810万户。在这一时期，国营企业也在持续地转制和破产，失业、下岗、内退人员越来越多，有此一挤，个体老板却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看看2007年全国工商联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吧。

2004年起，从上市公司来看，“国企——民企——回到国企”成为上市公司重组的突出特征，银行惜贷、监管加强，让许多民企系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柯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大家或奄奄一息或满盘皆输，其中，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柯尔系顾雏军身陷囹圄。

此时，“国进民退”了，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接盘者：潍柴投资接手湘火炬，中国非金属接手天山股份，重庆渝富接手ST重实，海信空调接手科龙电器，四川长虹接手美菱电器，上海电气间接控股伊利股份。出于保壳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在一些问题公司进行类似“土地资产置换”等资产操作时，也只能在国企间进行，才能突破一些现实难关。而哪一家民企能获得如此的政府支持？

国内的日子不好过，于是走也。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

在2006年1年中，到海外上市的近百家境内企业中，民企占87%，共99家，冲劲十足。民企冲向海外，实为在国内遭遇严控，许多著名民企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自由港注册，然后直接在海外上市，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内地企业借道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再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壳公司寻求海外上市，这已成为民企的一种风潮和资本路径选择。

民企外资化的另一表现为，许多民企选择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清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取得外资保护伞，也是许多民企的无奈。

当某些社会舆论对民企外资化的趋势提出质疑，认为这会招致“国民财富流失”时，我们为什么不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业务的知名民企要到海外去上市？为什么民营企业家要放弃自己多年打拼的企业而转让控股权给外资？如果不利于民企发展扩张的外部制度环境继续下去，将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民企被外资所控股或并购。

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进入壁垒虽然略有缓和但依然大量存在”——民营经济的尴尬和悲哀在于，即使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它也不能随便进入。比如，有些利益集团以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为名，抬高进入的门槛，规定进入石油行业的民企要有3000万资产，要有几十个加油站，有多少年从业经验。这就很荒唐了，过去不让进，它怎么会有几十个加油站呢？

2006年12月18日，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七大行业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而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九大行业是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

这七大“命脉行业”，军工既有关国防安全，也有关国内社会秩序安全，石油属不可再生的资源性行业，具有规模生产效应和自然垄断属性；电网（不包括电力）、电信（主要指电信网络建设部分）、民航（主要指民航基础设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适宜独家垄断；电力、石化、煤炭、民航（非基础设施部分）、航运，这些应该属于竞争性行业，是可以通过市场销售的私人物品，引入竞争会带来效率提高和价格下降，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竞争性领域里，基本是完全竞争态势，企业利润率已经平均化。但在非竞争性领域，所有制门槛高筑，国有企业圈地而居。从最近３年的央企经营业绩看，利润排名前40强的企业，瓜分了央企95％的利润，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

国资委在成立之初，就将经济指标作为考核旗下企业领导人的主要指标，这种做法体现了利益集团意志，造成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是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也与WTO规则相悖。

洋人可以用WTO与行政当局叫板，民企则找不到北，它们天生就比国企贱。

2006年在全国人大第五次审议《物权法》时，明确了公产私产一视同仁，这让大家松了口气。

公产私产的不平等已多年矣，那许多私营老板为贪取公产的便利，拐弯抹角地戴上国营或集体的红帽子，风光着。但一旦犯了事，动了公产，虽然是伪公产，那也是死罪。相反，如果动了私产，就罪赦三等。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邓宝驹等人监守自监，在不到两年的任期内非法侵占了信用社2.3亿元的巨额资金。案发后，邓等畏罪潜逃至蒙古国，2000年被蒙古警方抓获并引渡回国。

此案开庭审判时，邓宝驹等被控“职务侵占罪”。而依刑法规定，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不超过15年；而如依“贪污罪”论，则罪当可诛。但由于刑法规定“贪污罪”只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单位，邓所在的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他不算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无法以此定罪。宁抢私产不偷公物呵。

邓宝驹犯罪数额远大于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却无法判其死刑。当时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对公私财产应一视同仁，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公平造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公产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保护私产。

此事如果放在今天，似乎就不成为问题了？不。主持《物权法》审议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说了这么一番话：“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经济领域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物权法就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作出特别规定是必要的。”

胡康生的话是没错的，如果法律对国有资产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在各地司法执行时对公产保护可能真就不那么有力。但同样可能的是，对私产的保护也不那么到位。

问题的关键是，在立法者和许多官员心中，国有资产的分量依然大大超过私有财产。改革开放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手段来激发个人创造，但这么多年了，官员的这种失衡心理依然没有调整到位。

在现实中，确实有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渎职越权行为，也有顾雏军套取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但这无从比较得出“恰恰是”国有资产在受损，私产不在受损吗？比如一年几百万户的失地农民，几千亿元的市场与行政征地的价差，这与中航油、顾雏军相比，哪个对社会的损害更大？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态势下，许多法律之外的故事就发生了。比如北京市2006年6月规定，民宅禁止商用。

显然，受此规定冲击最大的是私人小企业，不可想像哪个国企需要到民宅去注册和办公。

如此一来，联想就不可能在一个租来的传达室里起家，美国惠普集团也不可能在车库里注册。

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2008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了

王石青涩捐200万　段永平会餐巴菲特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老先生急急地走了，84岁。霍先生患癌症已有20多年，年中病重时被专机接到北京治疗，足够荣耀。纵观一生，霍先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感情和贡献，在香港商人中确实无出其右。

改革开放后，霍先生率先冲破阻力投资内地，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像一杆飘扬的旗帜。1985年我曾写文发问：为什么广州白天鹅宾馆熙熙攘攘，而北京建国饭店却闲人免进？现在才知，那是霍先生有令，任由乡亲们进出喝茶。霍先生曾投资数十亿元开发南沙，带动三个贫困地区脱贫，“真正的生意人是不会做的”。然而，在开发过程中霍先生遭到了当地一些官员的勒索和刁难。这还算新闻吗？值得怒火中烧吗？反正是花钱，大钱做了事，小钱喂（维）了人，也给后人留下人脉资源，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偏不，霍先生偏偏嚷嚷出去，他要为自己负责，要为乡亲们负责，也要为共产党干部负责。末了，2004年先后任南沙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梁伯楠因受贿罪获刑12年。

另一件事是洛溪大桥。1980年代霍英东捐款1700万元建设洛溪大桥，占当时预算的大部分。然而，20年后，人们发现番禺区政府还在收过桥费，便闹将起来。此时，霍先生尽可以私下规劝：大家捐助病人，当受助病人去世后，家属还把余款返回社会，咱好歹是一级政府，还不如个人家？——偏不，霍先生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拿过一分钱过桥费，今后也不会拿。在洛溪大桥项目上，尽管霍先生几近慈善，但他依然负责，要“给政府一个教训”。

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也想为企业负责。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自家的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他还写道：“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时，王石是理智的。他明白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对企业和员工的权限。治企业如同治国家。在发达国家，执政精英多为法学背景，他们可能不会种粮食，不懂建大坝，但他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干什么，时刻有权限意识。

王石的想法与国际大公司相似：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后，诺基亚中国公司根据预算，第一时间捐出300万元和5000部手机，但诺基亚被网络“铁公鸡”排行榜排到第二。诺基亚中国公司向总部请求加大捐款，这让总部为难。跨国公司一般都有一笔应急资金，灾难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动用这笔钱，但不会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而是持续性地捐款。另外，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款数额，像中国企业一个个举着牌子在台上张扬，这会被认为企业借灾难牟利。按照惯例，企业捐赠情况只会在热乎劲过去后，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

与王石生怕让员工为难相反，神州电脑老板吴海军就豪气万丈，网上流传吴的一条批示：“忠信仁义是我公司的企业文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99%的员工体现了爱心，符合公司文化，但还有1%的冷血者混在我们公司，对他们我不去遣（谴）责，但希望他们离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员工。虽然捐了点小钱，但又心有不甘背后议论废话一堆的人渣也一并滚蛋。”

吴海军有这么大权力？如果真有员工为此丢了饭碗，打官司能赢？如果在美国，有老板敢骂员工人渣吗？打官司谁赢？

没有人跟吴海军打官司，却群起向王石吐口水。王石也是被逼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宣布万科在未来3～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有一点值得注意：万科并没有捐出1亿元，而是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为免再受口水，万科申明，这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

一年后如何了？据传中国侨联将用捐款3亿元重建北川中学；汶川一中的总建筑面积近7万平米，相当于半个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资金也达3亿元，由广州市和江门市分别对口援建。与这些中国字头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援助项目相比，万科能有多大排场？但是，在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2008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了。1300多个孩子，一寸光阴一寸金，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王石老霸道了。

到今日，汶川地震之后一年，有多少志愿者还在灾区？民众的捐赠热情还有多少？此时，万科的1亿元捐款正在按部就班地发挥着效能。

段永平也被骂过。2006年7月1日，退隐美国的前广东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的竞价，获得与世界第二大款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权力。这是一个慈善捐款活动，竞价款将捐给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以资助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

然而，中国大部分舆论对这顿午餐颇不屑，甚或出现“无耻”的字眼，说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富豪段永平为什么不帮助他们？说这一顿饭够124名大学生4年大学期间的全部学费，是16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

在改革开放28年之后，还普遍存在这种简单的道德判断和“一平二调”的思维，这实在令人不好意思。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承认个人权力，包括企业家创造价值、拥有财富和处置金钱的权力。段永平出国这些年，没听说他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于是段就拥有和所有人同样的公民权。

中国还有许多穷人，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拿钱去救助东南亚海啸难民？甚至救助世界头号富国美国台风难民？姚明到美国打球，刺激美国内需，给美国政府上税，为美国篮球产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做广告，姚明不是大大的卖国贼吗？谁是爱国者？李春平呵，他拐了美国好莱坞女星的遗产回到中国，把大把的美金散给中国人（不一定是穷人）。这是一个高招儿，莫如多派些俊男靓女到富国多勾引些钱财回来，富我中华……

段永平为什么要吃这顿饭？其实，段永平把话说得挺明白的，只是大家一简单就没认真听：像段永平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赚的钱要交很重的税，而用于慈善事业就可免税；美国严管慈善基金，每年必须拿出获利部分的5%来捐赠，段夫妇的Enlight基金会需要流水……

做基金，段永平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富豪家产融入社会，大致有两条路走，一是发展家族企业，末了或被子孙败了，或股权稀释变成公众公司；另一就是做基金，从开始就主动奔向公众。做基金不是乱散财，而是运作，要让基金增值，比如许多外国基金到中国做项目，就要求中方的配套资金。段永平说，基金会将来的重点会在中国，但可能要通过美国成熟的慈善组织，“自己运作会比较辛苦”。

家产融入社会，家族企业和基金虽然出发点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把财富做了再分配。段永平在美国没有做产业，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但通过股市积聚了财富，再做基金回馈社会。这也是一种幸福，恰似财政部长大笔一挥般的幸福：通过税收敛集财富，通过预算分配财富。

2010年4月7日，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首善陈光标在南京举行向西南旱灾地区再捐赠1200万承诺履行仪式。陈光标在已经组织21支打井队的基础上，又新增加11支打井机。

副市长吴敏一下海今安在　陈光标铁肩担道重装飞进

还有许多人值得记忆，不管他们的中国梦成与否。

胡金林等温州八大王今安在？年广九是否还炒得动瓜子？

山东临沂沈全庄王廷江曾将自己600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了集体，从而被批准入党，然而南街村王宏彬却沉寂了。1981年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与街道办事处合开一企业，街道办未投入资金，期间冯从利润中支出了4.7万元，于是冯以诈骗、贪污罪被逮捕，被判死刑，1987年冯无罪被释放。

宗庆后为娃哈哈和老外死磕，马云也领教了老外之麻烦。用友王文京闷头赚大钱，蒙牛牛根生告老还乡。

2003年4月14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下海。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还有温州市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及副秘书长王运正。吴敏一说，2003年2月温州市长改选，如果我当选了就继续在温州干，如果落选就辞官下海，提前实现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求学、从政、经商。吴敏一辞官后到了温州红蜻蜓集团，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3个月后吴又离开转任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总裁。

红高粱乔赢被定为非法集资，南德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被被判无期徒刑。爱多胡志标因一桩3000多万元的经济案件坐牢，巨人集团倒闭5年后史玉柱终于还上了客户的钱。

1985年陈小军在温州首先得到批准成立私人入股的信用社，刘永好和张宏伟成了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潘石屹一边盖房子一边写博客，冯仑一边编段子一边玩资本。

瀛海威张树新勇猛探路，新浪王志东生了一对龙凤儿女。陈天桥玩游戏玩得盛大，邵亦波卖易趣卖了1.8亿美元。

新东方俞敏洪，风入松书屋刘苏里，零点调查袁岳，点子大王何阳欢欢笑笑起起伏伏。光线传媒王长田转型成功，农民王海靠打假终于成为城市名人。华谊兄弟王中军上市成功，神州泰岳王宁一夜巨富。

朱新礼要卖汇源果汁未果。许多民企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自由港注册，然后直接在海外上市，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选择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清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这是许多民企的无奈。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急调60台吊车、推土车、挖土机等大型机械及100多人，铁肩担道，重装飞进，13日中午到达都江堰，这支民间救援力量甚至超过大多数国家机构和军队。

陈光标还以裸捐著名。另一个著名并令人尊敬的慈善家是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虽然他的资产不是最多的。

西洋集团周福仁爱钢铁，但屡屡受挫，2005年花35亿元从美国进口了一套制造轿车面板的2030轧机，当时国内只有宝钢有。后来宏观政策大变，这套轧机至今仍在营口海关睡着。周福仁的钢铁梦，也许到俄罗斯能实现吧，他以2亿多元人民币拿下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一大铁矿的开发权。

所有的成功与不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大环境。还是说黄光裕。

2004年中国内地首富是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一下子提高到12.5亿元。

中国批发富人的游戏令世界惊叹。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和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乃处战国时代，群雄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