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运动：从创世纪到GNU GPL version 2

作者：徐继哲， Richard Stallman

2008年4月 北京

什么是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价格。在理解“Free Software”中的“Free”的时候，我们要理解成“free speech”中的“free”，而不是“free beer”中的“free”。

自由软件强调的是用户运行、拷贝、发行、学习和改进软件的自由。具体来讲，自由软件赋予了用户如下4个自由度：

1. 出于任何目的，运行软件的自由。
2. 学习软件如何工作，以及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修改软件的自由。（显然，这个自由度的前提是能够访问软件的源代码）
3. 为了帮助你的邻居，将软件拷贝给他的自由。
4. 为了能够让整个社团受益，公开发行改进之后的软件的自由。（显然，这个自由度的前提是能够访问软件的源代码）

1983 年，Richard Stallman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那时，他30岁。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那是远古时代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计算机的早期历史，尤其是计算机软件的早期历 史，那么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自由软件运动。去年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了GNU GPL version 3，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自由软件运动。我将和Richard Stallman（通过对话的形式）撰写一个系列文章，来向大家全面阐述自由软件的历史，哲学和技术。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自由软件运动的早期历史，时间跨度涵盖了从计算机的早期历史到GNU GPL version 2的发布。

徐继哲：

现在让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软件都是自由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作为一个老牌计算机黑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比如：当时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编程语言。那个时候，程序员之间是如何合作的？当时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Richard Stallman:

那 个时候，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有一台强大的计算机，PDP-10，其内存非常大，达到了1MB（后来扩展到2MB）。PDP-10的操作系统是 ITS（Incompatible Timsharing System），实验室的黑客用PDP-10的汇编语言开发了ITS，唯一支持的高级语言是Lisp（我们对于其他高级语言都不感兴趣），其用户也都是黑 客（和其他的研究人员）。

命令解释器是DDT，同时它也是调试器，当用作登录时的命令解释器的时候，它也被称为 HACTRN（这个命名是对Fortran的恶搞）。这样，当一个程序崩溃的时候，黑客可以立即使用调试器展开调试。顶极黑客熟悉几乎全部的系统程序，可 以立刻调试这些错误，除非他们没有时间。

我们还有一个内核级的DDT，用于调试内核的bug。通常，一个优秀的黑客能够很快找到 无效的数据并且修正bug，尽管他可能还没有找到出现bug的原因。这让继续分时执行程序而不用重新启动系统成为可能，所以每个人的工作能继续进行。这就 是早期的自动保存：当你在文本编辑器里面输入越多，调试错误的动力也就越足。

徐继哲：

我们知道你毕业于Harvard大学。当你读Harvard本科的时候，你却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为什么选择在MIT而不是Harvard呢？你能介绍一下当时MIT的黑客文化吗？

Richard Stallman:

我之所以选择去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是因为那里一台强大的PDP-10计算机(1M内存之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那里的黑客社区。

在Harard大学，教授们权力很大。他们拥有自己保留的终端，可是他们几乎不用。其他人经常根本不能登录，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终端。与此相反，在MIT里面，系统黑客们能有效地负责实际的工作，不允许任何人霸占和浪费终端，即使是很“重要”的人也不例外。

我应该解释一下“hacker”的真正意思。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员社区，他们热爱编程，并通过编程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社区里面有不少 ITS系统的开发者。其中的一些黑客是付费雇员，一些是MIT的学生，少数几个是由于纯属个人兴趣要求加入到社区的来自校外的人（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贡献力 量）。所有人都对编程着迷，并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们称自己叫“hacker”。

黑客有时做的一件事情是打破计算机上的安全。通常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会想办法登录一台被浪费的终端，或者绕过愚蠢的管理规则。偶尔他们还会和其他黑客开个 玩笑。可是，打破安全这件事情在ITS系统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安全特性。我们发现，管理者可能会用安全特性控制我们，因此我们决定不实 现这些所谓的安全特性。在ITS上，任何人都能以任何名字登录，然后读写任何文件。

到了1980年左右，一些新闻记者开始关注黑客，他们误解了这个词的意思，认为“hacker”就是“安全破坏者”。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我们把安全破坏者叫着“crackers”。

在1971年加入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完善ITS系统，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系统黑客。我们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软件与那些需要它的其他人共享，同 时ITS系统里面的程序在其他地方也被改写。可以想到，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完善我周围的人每天都在使用的软件，并因此得到用户的尊重和感谢。

编程的快乐永远都不会消亡，但是黑客们自由编程的社区在八十年代中期消失了。我要重建这个社区，我发起了GNU项目。

徐继哲：

直到某一天，有个人将传统的版权法引入计算机软件领域，接着计算机软件变成专有，用户失去了使用软件的自由。

Richcard Stallman: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否用版权法来发行软件还不明朗。但是那时候已经有人通过合同的方式来开发专有软件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自由软件，比如在1970年，DEC公司的PDP-8、PDP-9和PDP-10的操作系统都是自由软件。

在七十年代，专有软件渐渐变得很普遍。当1982年的时候，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是硕果仅存的自由软件社区。后来社区里面的黑客们一个个被商业公司挖走。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丑陋的专有软件必将盛行，于是我对专有软件说了“No!”。

徐继哲：

于是你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因此，自由软件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而不（仅）是技术运动。

Richard Stallman:

可以这么说。在专有软件开发者的限制下生活的主意是令人厌恶的。即使我成为主宰者，这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我可能会因此做坏事，所以我决定开发自由的操作系统。

徐继哲：

你怎样看待传统的版权法？它是否适合计算机软件？对专利法和商标法的看法呢？

Richard Stallman: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不应该使用“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将会导致人们认为上面提到的三个法案是类似的。实际上，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产生争议的问题也不是类似的。

计算机程序是用于生活的功能性工具。我相信所有功能的，实用的工具都应该是完全自由的。

为了通过改变法律的手段达到目标，需要版权法不应用于计算机软件，同样其他法律也需要做相应的修改。例如，我们也需要让合同不能用于使程序专有化。另外， 一些法律也必须保证得到二进制代码的人也能得到软件的源代码。因此，有人说我期盼软件版权法的废除是一种误导。另外，上面这些法律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其他的 措施的话将是十分有害的。

对于专利法来说，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应用专利法到软件是荒谬的。一个大程序组合了很多的思想，如果10%申请了专利，那就意味着开发者要面对很多不同的诉讼。这将是软件开发者的灾难－－仅仅全球性的大公司能从中受益。

正如前面所说，版权法和专利法对于软件来说都是完全不同的。把这些法律混为一谈将是灾难性的混淆。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一定不要使用 “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个词。（详细可以看一下 http://www.gnu.org/philosophy/not-ipr.html）

商标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商标的目的是告诉你，你正在买的东西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法律体系，因此一般情况下我支持商标法应用于软件。

徐继哲：

由于在1983年没有存在的自由软件可用，你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授予用户使用软件的自由，因此你发明了对称版权（copyleft）。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们想知道你是如何想到和实现，以及背景是什么？另外，copyleft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法律基础吗？

Richard Stallman: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应该解释一下自由软件和对称版权（copyleft）的含义。

自由软件赋予了用户有四个方面的自由度：

1. 出于任何目的，运行软件的自由。
2. 学习软件如何工作，以及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修改软件的自由。（显然，这个自由度的前提是能够访问软件的源代码）
3. 为了帮助你的邻居，将软件拷贝给他的自由。
4. 为了能够让整个社团受益，公开发行改进之后的软件的自由。（显然，这个自由度的前提是能够访问软件的源代码）

所有的自由软件程序给予了用户这些自由。所以当用户A有一个自由软件程序，他就有以上的这些自由。当用户A把软件重新分发给用户B时，哪些事情会发生呢？用户B会得到相同的自由度吗？换句话说，如果程序是用户A的自由软件，它对用户B来说必须是自由软件吗？

一些自由软件许可坚持认为用户A必须将这四个自由度传递给用户B，这种情况是copyleft许可。其他的自由软件许可没有这一条，他们允许用户A将自己的限制强加于用户B，这种情况是non-copyleft许可。

总之，一个自由软件许可尊重你的自由，不会将你的自由抛在脑后。一个copyleft许可考虑得更周到，它阻止中间人剥夺你的自由。

徐继哲：

在版权法的世界里面，二个主要的思想是copyleft和copyright，专有软件许可通常基于copyright，而自由软件许可通常基于copyleft，可以这样说吗？

Richard Stallman:

这是一种误解。所有的自由软件都是有版权的。自由软件许可操作是基于版权法。

尤其是copyleft许可操作是基于版权法。通过发明copyleft，我想出了使用版权法定义用户自由度的方法。

徐继哲：

当你决定开发GNU操作系统的时候，理想的目标是软件自由。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务实的途径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互相分享和合作，保持源代码 自由。后来你编写了GNU GPL v1。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GNU GPL v1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时人们的反应怎么样？

Richard Stallman:

我在1985年开始为GNU Emacs开发copyleft许可。刚开始的几年，每个GNU的软件包都有自己的许可。例如，GNU Emacs有GNU Emacs通用公共许可， GCC也有GCC通用公共许可。这二个copyleft许可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却是不同的许可，因为每个软件包都声明许可适用的程序名称。因 此，GNU Emacs通用公共许可是GNU Emacs许可，而GCC通用公共许可是GCC许可。

这是不方便的。所以在1989年我想出了一个在许可上避免声明程序名字的方法。也就是，相同名称的许可条款能用于所有的程序。这就是当时我发布GNU通用公共许可的过程。

徐继哲：

在二年以后， 也就是1991年，你发布了GNU GPL v2。 什么让你如此急的重新修订呢？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是如何做的呢？能说说1991年那时候的计算机工业是什么样子吗？

Richard Stallman:

GNU GPL的总体目的是保护使用一个程序所有版本的用户的四个自由度，这一点从v1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GPL后续版本变化的地方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上。大部分改变的都是应对我们身边出现的情况所作出的反应。

我记得在GPL v2里面二个主要的变化是：

• 增加第七节，为了阻止专利所有者通过专利许可对重新分发者强制施加限制条件，使程序变得不自由。
• 为了处理使用非捆绑式编译器的系统，重新设计了“system library”异常。我们决定和编译器一起发布的类库能作为系统类库。

徐继哲：

与此同时，Linus Torvalds开始开发Linux,一个MINIX的非商业实现。在1992年，他将Linux的许可改成GNU GPL v2，准备和GNU的系统一起工作。

Richard Stallman:

这里有一些误解。不是Linux是否和GNU系统一起工作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是Linux是否是自由软件。

在1992年2月以前，Linux不是自由软件，因为它的许可有太多的限制（它不允许商业的重新分发）。你能使用Linux和不完整的GNU系统一起工作，但是这种组合不是自由的操作系统。

当Linux于1992年在GNU GPL许可下发布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自由软件。因此，不完整的GNU系统和Linux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自由操作系统。这点非常重要，这是自 1970年以来的第一个可用的自由操作系统，也是第一个运行在PC上的自由操作系统。

徐继哲：

Linux和GNU的开发者把Linux和GNU集成起来，这是一个困难但是有趣的工作。GNU和FSF做了那些工作呢？

Richard Stallman:

为了将Linux作为GNU/Linux系统的一部分，FSF成员对GNU的libc库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 对在几个其他的不能移植的GNU组件也进行了修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参与到Linux本身的开发中。

徐继哲：

当时GNU的开发者正在开发Hurd，一个设计更完美的内核。但你发现Linux的时候，它影响了Hurd的开发计划了吗？

Richard Stallman:

GNU Hurd是我们为了GNU系统从1990开始开发的内核。它有由几个模块化的服务器（已经被开发出来，运行在已经存在的Mach微内核上）组成。

在1992年Linux的出现并没有立刻影响到Hurd的开发，当时我们期望Hurd能很快开发出来。可是，一些问题拖延了Hurd的开发，使它仍旧不适 合通常的使用。实际上，这是可能是基于微内核设计的一些基本问题。在1998年我们停止雇佣程序员开发Hurd。

自愿者继续了Hurd的开发，并且在一个新的微内核上运行。或许最终它将能作为一般的用途，但是可能不会太快。

Hurd没有开发成功的事实是令人悲伤的，但不是灾难 --因为我们有Linux可以使用。

徐继哲：

甚至在GNU和Linux集成在一起以后，新的GNU系统的变体也是非常难于安装和使用的。那时候还没有发行版的概念。我记得，FSF帮助启动了 Debian项目，然后更多的GNU/Linux发行版出现了。因为GNU/Linux是GNU操作系统的变体，为什么FSF或者GNU不自己开发一个发 行版呢？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更多的细节吗？

Richard Stallman:

我们在1994年决定资助一个GNU/Linux发行版，它的名字叫Debian。可是Debian从GNU项目中分离出来，开始发行非自由软件（直到现在，Debian仍旧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GNU项目不推荐Debian的原因。

九十年代以来，基本上所有的GNU/Linux发行版都包含非自由软件，因此没有我们可以推荐的GNU/Linux版本。这是自由软件运动的一个大倒退， 因为开发GNU的出发点就是要逃离非自由的软件。这样的结果是，大部分使用GNU/Linux发行版的用户希望它更加实用，而不考虑得到使用它的自由。

由于开发一个新的发行版的工作非常大，而且资助Debian也出现了问题，我们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相反，我们尽力相信各种发行版的开发者能制作自由的发行版。例如，我们尽力相信Debian会改变它的策略。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

第一个现代的自由发行版叫Ututo，在2004或2005可用。在2006年，100%自由的gNewSense发行版发布了。它是一个Ubuntu的修改版本，而Ubuntu是Debian的修改版本。

现在的任务是引导用户崇尚自由，一种非自由软件不能提供的自由。

徐继哲：

直到现在，我对历史、哲学、自由软件运动的技术有了一个简短的理解。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GNU GPL v3许可。

Richard Stallman:

Happy ha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