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我在欧洲特种部队当教官（二）

4 临行

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为了保密，每次有任务出发，知情人都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任务本身往往伴随危险，出发以后，能否平安回来，甚至能否回来都是未知之数，这又给这种离别平添了几分悲壮——神秘而悲壮，这就是特种部队的送别传统。

而我的出发却有点黑色幽默的色彩。

一年多的等待拖得人发疲，直到国防部外事办最后的文书下达，还是有点让人将信将疑——这次是真就走了，还是一个消息之后再次转入另一个无边的等待？

拎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连里几个快退伍的兵跑来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这一走半年，如果真的成行，他们年底退伍，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等我回来，他们就不在了。

只是默默地看着，忍住心中的不舍。忍着忍着，一个兵忍不住了，憋出一句：“连长，你这次能走成么？”

抱悲观看法的人可不止他一个，直到送我上车，大队领导还开我的玩笑：“去吧去吧，别晚上又回来了！”

分别本来是个挺悲伤的事，我的心里虽有不舍，但听见领导这么说，却忍不住地想笑。

2005 年 10 月，距我第一次面试已经过去了一年外加一个冬天。

出发前，我和翻译张宇在外事办还有五天的出国培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高高大大的一个小伙子，军队院校的英语教员——这有点出乎意料。没见面以前，我一直以为翻译是说马语的，张宇后来告诉我，马其顿语比较特殊，是斯拉夫语系中少有的分析语，没有格的变化，全靠词本身的应用来表现语法含义。大概是语言太过偏门的缘故，翻译实在是不好找，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个学英语的。

我和张宇在国防部 外事办招待所进行了五天的外事培训，除了一些简单的外交礼仪，剩下就是纪律教育，在外交场合应该如何说话，在外国人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风度，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和此前在部队里的保密教育、军人气节教育差不太多，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但是我很清楚，这是我们在国外活动的重要准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

临走前的欢送会上， 军区外事办的参谋和我说了一句话：“我不希望很快就让我去那边看你。”

我心里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在提醒我不要犯错误——他说的“看”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我在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很多的荣誉，邀请国内人员出去看我；另一种可能则是我在那边犯错误了，混不下去了，给退回，叫外事办的人去接回来。

——重点落在这后半截意思上。

我还能说啥？

“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犯错误，保证不会被退回来！”

还有，我保证——

“为国争光！”

5 出发了

2005 年 11 月 15 日 ，我和翻译张宇从北京出发了。

夜色中，首都机场星光闪耀，国际航线的旅客们各怀心事，行色匆匆。

候机厅里，张宇问我：“想什么呢？”

我只是淡淡地笑笑。

在外办培训的时候，战友在电话里告诉我，赴南美和欧洲留学的战友也是在这几天从首都机场出发，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和我走的是一条航线。

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候机大厅外面的夜色中，灯光下，这些同样从特种部队中精心甄选的精锐战士，便装出行，他们是正在赶来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还是已经在夜色中登上了远行的飞机？

从遥远的欧洲山地特战学校到南美湿热的雨林里，还有我即将踏上的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我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

我十六岁参军，在特种部队长大，多年来，常有朋友好奇地问我，特种部队是什么样？我涩涩地笑——让我怎么说呢？

一年多的等待，和即将踏上的陌生国土，都在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永远不能公开描述特种部队的细节，但从一个混沌的少年走到今天，我是很清楚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坐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候机厅里行色匆匆的过客往来穿梭，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其中一点也不显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十几年来，总有人不断地离开部队，重返社会，但是又总会有和我们当初一样青涩混沌的少年走进部队，成长为一个男子汉。

我当然可以坐在某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办公室里，挣一份寻常的工资，早晚坐车忙碌地奔波于办公室和住所之间，直到默默地退休。但是，相比之下，我更愿意以我的方式存在、我的方式生活。那些浑身披甲，在夜色中无声地前行的日子；每次行动前那些让人头皮发紧的无线电声，甚至连寒风都有紧张的味道。我 和我的战友们都是这样，血中有硝烟味，梦里有枪炮声。所以，当呼唤来临时，他们都毫不犹豫打点行装，去履行自己的使命。

    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已无心去欣赏窗外的夜景。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离别，而是出发，是去完成国家和军队交给我的任务。 12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就像是万米长跑的最后几步。在部队练就的本事，不让我浪费掉每一秒的时间，在飞机上，应该安然入睡。

    我们是在次日早 7 点抵达中转站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没有人接机，虽然没有人接，但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静静地等到了下午，然后排队登机。不出意外的话，当天傍晚我们就可以抵达此行的终点——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

    下午 3 点，候机厅里提示我们登机，我和张宇起身排队走向登机口。

还有不到 800 公里的航程，胜利就在眼前。

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一个我和翻译张宇谁也没想到的紧急情况！

6 在路上

    我们的绿皮公务护照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登机口，被拦下来了。

    ——没有签证！

张宇急了，从行李中翻出马其顿方面的邀请文件，解释我们是合法入境的中国军事专家组，应马其顿方面邀请，所持公务护照无需签证，可这一切并不能让阻挡我们的土耳其警察改变主意。

再三解释，无效——

紧急联系马其顿警方，无效——

紧急联系国内协调，一时半会儿也等不来回音——

眼看就要错过飞机了，我和张宇都觉得希望越来越小：难道还没到马其顿就要在土耳其被挡上一夜？还是干脆就在中途灰溜溜地回去？

军人很少有时候愿意承认自己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眼看就要错过飞机的最后关头，运气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候机大厅里站起来一个很绅士的人，他走上前来，用英语向张宇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宇也顾不上对方是谁了，既然有人来问，就把委屈一股脑地倒出来说给他听：我们是中国军事专家组，去马其顿教授中国武术——功夫！

功夫！—— KungFu! KungFu!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李小龙，要不是他，“ KungFu ”这个词恐怕很难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在很多交往不多的国家中，“ KungFu ”这个词就是很多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机场里的这位绅士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他甚至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中国军队向马其顿派遣武术教官这个事情：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久了，你们一直没有来？”

——“你是我们的客人，怎么能拒绝？欢迎你们！”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马其顿人，直到最后登机时我才知道，这个帮我们打通关口的绅士是马其顿国家议会的一名议员。

我和张宇是最后登上那趟航班的。国际航线的时差加重了午后的倦意，机舱里的人一半在打瞌睡，一些没有睡着的旅客好奇地盯着刚进来的两个东方人看。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个子，另一高大白净的帅小伙，背着随身的小包，穿着普通的衬衫夹克，脚上的高腰军靴被垂下的裤腿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