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何剖析国民劣根性(转载)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思考过国民性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通过《文化偏至论》、《坟·摩罗诗力说》、《坟·灯下漫笔》、《野草·墓碣文》和《呐喊· 狂人日记》等杂文和小说，多角度透视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揭示出自大性、自私性、看客性、奴性、吃人性等冷漠、狭隘、愚昧、落后的心态和行为严重阻碍了中 国的进步。

自大性：鲁迅指出，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很少，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以为惟我文明，而 视异族外国为“无所创成”的“蠢蠢四夷”，只配向中国进贡朝贺，根本不配享有平等地位。即使偶尔有外族入主中原，也只是一时的武力强盛，其文明进化程度“ 诚足以相上下者，未之有也”，最终要被我同化，接受华夏文明。因此中国人”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养成自大的国民性，认为“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 ”，即使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多数人仍然固守着传统心态，盲目自大，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弱点，明明是学习西方，却偏说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学习自己的老祖 宗，说什么“ 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技艺，都不过是重复祖先早已发明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而且他们只肯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只能学习形 而下的东西，万不得已，也只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绝不承认三纲五常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有改造的必要。这种盲目自大发展到极致就是彻底自卑的阿Q 精神，即对现实中的自我完全失去自信，只好借助缅怀祖先的辉煌业绩和在梦幻中战胜敌人，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鲁迅认为，这种虚骄自大既不能使民族复兴，也 不能使国家富强，其结果“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

自私性：鲁迅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先进的机器设 备和武器装备，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因为“人智未启，性灵未开”，人的素质并未改变：从军做工者，或图温饱，或图升官发财； 经营近代工商业者，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企图借此大发横财；主张立宪国会者，则往往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借助专制思想未得到改造的“ 大群”来压制具有新思想的少数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等而下之者，更是假“众治”之名，讨好 “奔走干进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以遂一己的私欲，他们只是“干禄之色灼然外现”的营营苟苟的小人，难以图民族振兴的大政。

看客性：鲁迅早年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在一次看幻灯片时，画片上日军在中国砍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神情呆滞，对同胞 的惨死无动于衷，鲁迅将这种人称为“看客”，认为在看客态度浸润下的国民，对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毫不关心，只是一群失去灵魂、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鲁迅在许 多小说和杂文中，都一再描述抨击这种看客态度，如《阿Ｑ正传》中以看杀人为娱乐，为阿Ｑ被游街示众而喝彩的“眼光如狼”的观众，《药》中以革命者的牺牲为 治病药饵的华老栓，《祝福》中一再自责而不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祥林嫂，等等。鲁迅指出，看客们希望以消极的态度换取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不敢冒犯欺凌百 姓的权贵，不敢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孜孜不已，逐渐变得卑鄙、怯懦、吝啬、胆小，在外敌入侵时只求活命， 不惜卑躬屈膝，成为“不争之民”和“畏死之民”。鲁迅指出，阿Ｑ精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看客性，由于主体被压抑，欲望得不到满足，阿Ｑ们只好借助幻觉，将世 界看作大舞台，将自己视为观众，一切都是逢场作戏，无所谓真假是非善恶，你在现实中打了我，我在幻觉中又是你爷爷，自欺欺人，消极避世，不怨不怒不争，游 戏人生，企图逃避斗争，苟活于世，但却受到更深重的压迫。

奴性：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考虑过中国的国民性，他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 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 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与爱呢？”鲁迅将奴 性列为国民劣根性中最重要的环节，并进一步指出其特征：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于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强凌弱，以富凌 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所以鲁迅指出，一部中国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也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 才。因而中国人对异族外国也只有“禽兽”或“圣上”的称呼，而没有平等的概念。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拔扈，肆意吃人，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 意时是奴才，为虎作伥，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以积极的态度分取吃人的余羹，表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

吃人性：根据以上分析，鲁迅认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集中到一点，就是所谓“吃人”，他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 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谓吃人，在他看来，既是指中国古代野蛮残酷的风俗， 但更多地是指对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否定或抹煞。他指出，封建统治者不但从肉体上奴役人民，而且从精神上压抑人民，千方百计扑杀人的主体性。鲁迅 将精神上的吃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吃人与被吃。两者关系单纯明确，一方是凶狠残暴的吃人者，一方是孤苦无告的被吃者。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社会和家族都不能容忍有个性 的人，不能容忍异端思想，而是像对待他笔下的狂人一样，必欲吃之而后快，即千方百计地扑杀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体现了无视人权、压抑人性的卑劣国民性。

第二，吃人者也被吃，被吃者也吃人。一个人具有双重人格，既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强者的奴仆，又去压迫别人，成为更弱者的主人，因而具有主子与奴才的双 重人格。鲁迅说：“我们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 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相互的制约，“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也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 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 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吃人当然是暴政，而被吃者有朝一日上升为吃人者的希望与等待，又极大地压抑扼杀了中国人对暴政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

第三，吃人者自吃。即以自我为对象，自觉地压抑、扑灭自我意识，自觉地摧毁自己的个性，自觉地选择奴隶生涯，对一切非人压迫变得高度麻木无知，逆来顺受。 鲁迅在《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便是其典型形象。祥林嫂自己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结果反倒自认得了非死不足以洗清的罪状。她的死固然有环境压迫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环境压迫的认同。在她身上，早已不存在人的意识，而是将外在重压转化为内在义务。这种自我奴役的人生态度，就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 抉心自食”，即剜出心来自己吃掉，主动放弃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自认为奴，将外在规范变成内在欲求，将外在束缚变成心灵束缚，即使“胸腹俱破， 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他认为，这是最残暴最可怕的吃人，是最高层次的吃人。

近代化需要人的自主人格的发扬和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然而看客与奴性心态往往使改革者孤掌难鸣，自大、自私、吃人的心态也使改革措施变形失真。这种人性 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因此鲁迅认为，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将“兽国”变为“人国”， 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可能成功。